2026年8月，我通过视频连线采访了布杰马·本穆萨（Boujemaa Benmoussa）。他是萨拉威人权活动人士，也是西撒哈拉萨拉威人权捍卫者协会（CODESA）的成员。本次访谈涉及诸多议题：达赫拉的好莱坞外景拍摄、他与家人在占领之下的亲身遭遇、世界第二长沙墙、当地资源开采、去年 10 月的安理会表决，以及古巴、委内瑞拉为萨拉威难民援建的学校。
布杰马·本穆萨（Boujemaa Benmoussa）受访者供图
本穆萨长期在被占领土开展工作，记录拘捕、入户搜查、因政治立场遭到解雇、人身行动受限等事件，并将相关材料递交给境外机构。多年以来，CODESA 始终呼吁在西撒哈拉设立独立人权监督机制，理由是联合国派驻当地的特派团并不具备这项职能。
他自身的处境本就岌岌可危。今年 2 月，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境内的萨拉威难民营探亲，返程途中遭到扣押审讯近一整天，还收到警告：如若继续开展相关活动，就将面临牢狱之灾。不久之后，他在南非做了一场关于萨拉威政治局势的报告，相关片段在阿尔及利亚电视台播出。他确信这件事会被记入当局的档案，自己大概率再也无法回到故土。
请读者记住这一点：他所谈论的那部电影，讲述的恰恰是一个人拼尽全力想要回家的故事。
受访者供图
达赫拉：取景地背后的占领现实
围绕克里斯托弗・诺兰《奥德赛》取景地的争议，媒体报道已经落入固定套路：知名导演在一处存在争议的土地完成拍摄，一众知名演员签署联署公开信，导演始终保持缄默。若仅当作娱乐新闻处理，热度褪去，事件便随之消散。
但那次拍摄现场究竟是什么样？什么人可以靠近拍摄区域？倘若剧组要征求萨拉威民众的意见，又应当向谁征询？一份由拉巴特签发的拍摄许可，为何值得反复争辩？毕竟，凭借同一套审批权限，摩洛哥早已将这片土地的磷酸盐、渔业资源、风电项目与农田权益对外出让。
本穆萨是剧组开拍约一周之后，才得知有外国摄制组进驻达赫拉。事前没有任何公开通告，消息来自曾经靠近过现场的当地人。拍摄地点不在达赫拉城区，而是城外沙丘地带，整片区域由摩洛哥王家宪兵封锁，普通民众无法靠近。仅有承担运输、后勤工作、持有通行证的本地平民，才获准进入封锁区。
想要知晓萨拉威人如何看待这次拍摄，前提是他们能够亲眼看见。可绝大多数人连警戒线都无法接近。剧组借占领方的安保力量划下隔离圈，工作四天后便抽身离去。
对比哈维尔・巴登（Javier Bardem）、佩德罗・阿莫多瓦（Pedro Almodóvar）、保罗・拉弗蒂（Paul Laverty）联名签署的公开信，本穆萨的诉求更为具体，也更难被驳斥。他并不反对外国剧组到西撒哈拉取景拍摄，“如果导演在影片宣传时，如实说明影片拍摄于西撒哈拉，那没有问题，我们甚至会表示欢迎。问题在于，你在一片被占领的土地完成拍摄，对外却宣称取景地为摩洛哥。这才是侵权所在。”
矛盾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允许拍摄，而在于叙事表述。西撒哈拉约八成土地处于摩洛哥实际控制之下，当地拍摄许可也只能由拉巴特方面签发，不存在其他授权主体。真正将这件事上升为政治议题的，正是对外发布的外景地标注。一句 “摄于摩洛哥”，本身就是一次主权宣示。这句话随通稿四处传播，速度远超任何外交照会，被万千受众看到，却几乎无人去核实背后的事实。
摩洛哥文化大臣与诺兰合影后称，此次拍摄正是王国推广达赫拉所需要的开端，这座城市未来将成为国际影视制作基地。在本穆萨看来，占领当局会利用一切可用载体 —— 体育、文化、旅游，来构建自身并不具备的统治正当性。“这并不稀奇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。”
《奥德赛》的故事，是主人公耗费二十年岁月奔赴归途。可就在影片取景的这片土地上，一代代人却再也回不去家园。他认识许多这样的人，其中就包括他的哥哥。
一个家庭：分裂土地上的个体命运
被问及是何时第一次意识到萨拉威人遭受差别对待时，他并不认同这个问题背后的预设，不认为这是某个长大后才幡然醒悟的认知。
“不需要等到长大才能体会。每一个萨拉威孩子，从小就清楚自己遭受区别对待。”
他列举孩童在学校日复一日面对的困境：摩洛哥学校内的骚扰、课本遭到篡改，西撒哈拉本土历史被彻底抹除，摩洛哥学生享有各类优待等等。
压力会落在父母身上，有时也直接转嫁到孩子身上，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。他的父亲常年遭受骚扰，直至离世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接续投身活动事业，长期活在威胁之下。她曾出国向国际机构提交萨拉威平民遭受侵害的证据，归国途中遭到拦截，被禁止重返西撒哈拉，自此与子女天各一方。
他的哥哥就读于摩洛哥的一所大学，在萨拉威学生群体中较为活跃，多次被当局带走传讯。本穆萨说：
“当一辆无牌照黑色汽车驶入家中，破门而入把人带走，这是绑架，而非合法逮捕。”
哥哥每次被带到警察局都会遭受殴打，此后长期处于监视之下，哪怕只是出门购物，身后也会跟着两三名情报人员。于他而言，行动自由已然荡然无存。他最终离开西撒哈拉，赴巴西寻求庇护。
谈及此处，本穆萨补充道：
“有一点需要说明，方便你理解我家的处境：我们的遭遇尚且算相对轻微。不少家庭承受了远为深重的苦难。有的父母遭到绑架、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认识不少萨拉威朋友，到今天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下落。”
母亲长久以来就希望孩子们离开故土，宁可两个儿子流落到世界任何别处，也不愿他们留在西撒哈拉 —— 理由很简单：她相信只有离开，他们才有安全可言。
把这一幕对照这部讲述 “男人耗费二十年拼命回家” 的电影，其中的错位便格外刺眼：在这里，一位母亲最大的心愿，却是儿子永远不要再回来。
日常生活的种种现实，同样源于这套占领秩序。摩洛哥的国家节日，在被占领的阿尤恩与达赫拉照常举办，其中就包括 “绿色进军” 周年纪念日 —— 这一占领行动的开端，被当作节庆，在它所夺取的土地上大肆庆祝。CODESA 每年记录到大约十起萨拉威人因政治立场遭到解雇的案例；大学入学注册处处设置障碍；医疗困境也是本穆萨主动提及的现实：萨拉威活动人士已经不再信任摩洛哥管辖下的医院，他们认为医疗机构遭到安全部门渗透。需要就医的萨拉威民众，宁愿长途跋涉前往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难民营求医，也不愿走进本城的医院。
最后的殖民地：悬置的自决权
倘若西撒哈拉在中文世界留有记忆，多半源于一段浪漫的沙漠爱情叙事。自 1974 年起，三毛陆续发表记述自己与西班牙丈夫荷西沙漠生活的散文。整整一代中国读者，经由这份浪漫认识这片土地：漫无边际的沙丘、阿尤恩的婚礼、仓促搭建起来的小家。然而浪漫背后的时代底色，却很少传入中文读者视野：那已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最后岁月，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已然蓄势待发，一场吞并即将降临。
她笔下出现过的人物里，有一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。在斯蒂芬・祖内斯（Stephen Zunes）与雅各布・芒迪（Jacob Mundy）合著的《西撒哈拉：战争、民族主义与冲突的无解》当中，穆罕默德・西迪・易卜拉欣・巴西里（Mohammed Sidi Ibrahim Bassiri）被视作第一位公开呼吁萨拉威独立的活动人士。他在摩洛哥接受教育，又于开罗、大马士革修习新闻专业，1960 年代末重返故土，组建 “解放运动”（Harakat Tahrir）。这一团体主张打破传统社会结构，以此推动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建构。1970 年 6 月 17 日，组织在阿尤恩的泽姆拉广场发起大规模示威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西班牙军警当场射杀示威民众，运动遭到粉碎，巴西里遭到逮捕，自此下落不明。
这段历史，应当与大众熟知的沙漠浪漫并置审视：这片土地上第一个高声喊出 “独立” 的人，早在 1970 年便遭遇失踪，比本文所讨论的占领事件，还要早上五年。
西撒哈拉国土面积约 26.6 万平方公里，大致和英国国土相当，历史人口规模约五十万，人口大多聚集在阿尤恩。这里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区域之一，从未孕育出定居农耕文明。世代生活于此的萨拉威人掌控跨区域商路，依靠骆驼在西非与北非之间贩运盐、黄金与奴隶，形成一个融合阿拉伯、柏柏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血脉的商业游牧社会。
欧洲人最初觊觎的，是这片土地的海岸线。西班牙从 16 世纪开始对该地产生兴趣，动机十分现实：大西洋沿岸是一处绝佳的货物装卸口岸。随着帝国主义扩张走向成熟，殖民者的野心从 “在海岸开展贸易” 转向 “掌控整片土地的源头”。1884 年柏林会议，将既成的殖民事实予以合法化。西班牙把占领区域整合为 “西属撒哈拉”，边界经由和法国反复博弈划定；这些国境线条，与其说是天然疆界，更像是几何习题上随手画出的辅助线。
这些人为划定的边界，带来两重破坏，直至今日仍在左右冲突走向。其一，它割裂了原本浑然一体的族群。游牧迁徙路线自阿尔及利亚延伸，穿过马里、毛里塔尼亚，直达西撒哈拉。萨拉威人彼此之间本没有本质分别，唯一的区别，不过是头顶换了哪一个欧洲宗主。殖民行政强行固化游牧秩序：某一部落划归某一片牧场，永久生效，越界者格杀勿论。一套依靠丰歉交替实现迁徙平衡的放牧体系，被拆解成僵化的资源配额，生态与权力的双重平衡就此崩塌。其二是文化层面的撕裂。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，当地民众普遍信奉伊斯兰教，外来占领被视作宗教入侵，此起彼伏的反抗起义便由此而生。
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彻底奠定往后数十年的格局。去殖民化浪潮之中，西班牙治下的萨拉威人与法国治下的摩洛哥人，都在为本民族独立奔走。西班牙却把北部狭长地带直接交割给摩洛哥。两场民族解放斗争就此被拆分，萨拉威人只能独自面对抗争。
当地人迅速组织起来。波利萨里奥阵线（Polisario Front）本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诞生，而对于后续局势演变，本穆萨的叙述，和多数西方叙事并不完全一致。
阵线创始人瓦利・穆斯塔法・赛义德（El-Ouali Mustapha Sayed），求学摩洛哥期间阅读法农的著作。彼时的观察家将这一解放运动，拿来和莫桑比克爱德华多·蒙德拉内（Eduardo Mondlane）领导的解放阵线、几内亚比绍阿米尔卡·卡布拉尔（Amílcar Cabral）创立的几佛非洲独立党相提并论。它得到阿尔及利亚庇护，接收利比亚转交的苏制武器，与古巴保持往来；这些外部联系，让它在西方舆论场贴上特定标签，而摩洛哥十分乐于放大这一叙事。祖内斯与芒迪引用该组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立场：民族的意识形态方向，应当由西撒哈拉人民自主决定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诞生时的那套政治格局消散之后，这场运动依旧能够存续至今。
阵线成立之初目标是对抗西班牙殖民。西班牙殖民者撤离之后，它却被迫双线作战，同时抵抗摩洛哥、毛里塔尼亚两方的殖民势力 —— 两国将西撒哈拉土地一分为二。
局势的转折点发生在 1975 年，导火索来自一场法庭裁决。当年 10 月，国际法院出具针对摩洛哥主权主张的咨询意见：摩洛哥对该地区不存在具备实质效力的历史主权联系，无论过往历史如何，当地民众的自决权优先级高于一切此类主权声索。裁决公布数小时，国王哈桑二世（Hassan II）向国内民众宣称，法院作出了有利于摩洛哥的判决，并宣布将动员 35 万摩洛哥平民徒步进入西属撒哈拉，完成 “收复故土”，这就是 “绿色进军（Green March）”。这一行动把政权垂暮、内阁分裂的西班牙逼入两难：要么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，要么选择谈判。而手握安理会否决权的美国，在背后支持摩洛哥的兼并，西班牙得不到外部援助。
西班牙自 1884 年占据这片土地，直至 1975 年撤离，前后历时91年。撤军安排由《马德里协议》（Madrid Accords）敲定，签署三方为西班牙、摩洛哥、毛里塔尼亚，萨拉威人完全缺席谈判桌。摩洛哥自北面、毛里塔尼亚自南面相继进驻。1976 年，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告成立 “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”，获得阿尔及利亚、利比亚支持；武装力量从最初数百人扩充至数千人：骆驼替换为吉普车，旧式步枪换成突击步枪。自此，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、利比亚的双边关系再难修复。
1976年，来源：维基百科
此处需要向中文读者作出说明：中国并未承认这一实体，官方文件也不使用该国号。中方始终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西撒问题，主张推动政治途径解决争端，这一立场将在后文展开详述。文中使用该名称，仅为转述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宣告以及部分国家的承认现状，不代表我方任何法律层面承认。
中国标准世界地图，标注了西撒哈拉地区
游击战主要打击祖埃拉特至努瓦迪布之间的铁矿石铁路，率先击溃实力更弱的占领方。作为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，毛里塔尼亚于 1979 年退出冲突，摩洛哥顺势接管毛方放弃的全部区域。整个 1980 年代，摩洛哥以制衡阿尔及利亚为理由，从美国、法国与部分阿拉伯保守国家获取资金；阿尔及利亚随后陷入内战；摩洛哥逐步实际控制约八成国土。
为守住占领成果，摩洛哥修筑起一道巨型沙墙。工程并非一次性完工：一道道防御工事自 1980 至 1988 年分段修建、逐步延展，功能也随之迭代。最初用来巩固尚不稳定的控制区；随着防线不断延伸，它剥夺了游击队对抗正规军最重要的依仗 —— 机动自由。到 1980 年代末，战场形成军事僵局：波利萨里奥阵线无力突破封锁，摩洛哥也不敢攻入阿尔及利亚境内捣毁对方大本营。军事手段走到尽头，冲突被移交联合国。祖内斯与芒迪点评：这算不上从战争走向和平，只是换一种方式延续对抗。
这道屏障总长约 2700 公里，高约 3 米，常年部署重兵驻守，两侧排布着号称地球上最长的连片雷区。摩洛哥所有定居点、摩方控制的磷酸盐矿区，全部被圈在墙体内侧。墙外的萨拉威人再也无法探视墙内的亲人；墙内的萨拉威民众遭到驱逐，徒步穿越沙漠向东逃亡，身后不断遭到追剿，不少人渴死在路途之中。
沙墙X
入侵之后发生的种种暴行有档案可考，却极少进入公共报道。祖内斯与芒迪记录，1976 年 2 月，在东北部加勒塔宰穆尔、乌姆德赖加一带，大批躲避战火的萨拉威难民聚集于此，摩洛哥空军对平民营地发动空袭，已知有四次投放凝固汽油弹。一名走访幸存者的美国学者，在美国国会小组听证会上作证：难民遭受轰炸、扫射与凝固汽油弹袭击，存在明确消灭该群体的意图。同月，国际人权联盟一份报告记载，两个占领国的士兵肆意屠戮各年龄段萨拉威民众，甚至当着父母的面枪杀儿童实施恐吓，彼时阿尤恩已有八成人口逃离。
针对帐篷难民营的空袭接连不断。阿尔及利亚再度介入，在本国廷杜夫划出土地，设立五座难民营，这里后来成为流亡政府的驻地。即便以撒哈拉的严苛标准衡量，廷杜夫生存条件依旧残酷：地表寸草不生，饮用水依靠卡车输送；常年无雨，一旦降雨，土坯房屋便会被冲垮。1991 年联合国人员抵达难民营时观察到：当地青壮年男性大量缺失，半数以上人口未满十八岁。
同年达成停火，附带一项核心承诺：举行全民公投，由专门设立的联合国特派团组织落实。这场公投最终从未落地，症结来自人口统计的博弈。1974 年西班牙人口普查登记萨拉威人口约七万四千，波利萨里奥阵线坚持以此作为选民基数。摩洛哥则认为普查严重失真，计划提交两倍以上的选民名单；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看来，这是把迁入的摩洛哥定居者登记为本地萨拉威人。彼时摩洛哥已经开始向争议土地大规模迁移本国公民，协助部分人前往联合国身份核验中心登记。祖内斯与芒迪作出明确法律判断：将平民迁移至军事占领领土，违反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，性质等同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、戈兰高地推进定居点。两年身份甄别工作在分歧当中彻底停滞，公投被无限搁置。科菲・安南的特使詹姆斯・贝克，1990 年代末两度尝试斡旋：他提议萨拉威人接受摩洛哥主权之下的自治，替代独立诉求，遭到拒绝；他又要求摩洛哥接受五年自治期满后举行公投，同样被拒。双方互不让步，但只有一方耗得起漫长对峙。
摩洛哥掌握时间优势。它稳步拓展外交空间，2017 年重返非洲联盟，结束长达三十三年的缺席。当年之所以退出非盟，正是因为非盟接纳了萨拉威方面宣告成立的实体作为正式成员。
这一点，是西方绝大多数西撒哈拉报道刻意省略的关键事实，也最能揭示这场争端的本质：非洲本土多边机构承认萨拉威一方的地位，摩洛哥宁可退出组织，也不愿与之同台议事。该实体至今仍是非盟成员国，全球约四十七个国家给予不同形式承认（中国不在此列）。在联合国的官方分类里，西撒哈拉是非洲大陆仅剩的非自治领土 —— 非洲最后的殖民地。
而这份悬而未决的殖民遗留，后来被卷入全新的国际交易。2020 年 12 月，美国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，这一安排被明确纳入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交易。背后逻辑毫不隐晦：两个依靠武力取得土地、各自修建隔离屏障、对国际舆论置若罔闻的国家，完成相互背书。拜登政府并未推翻这一决策。摩洛哥的占领，第一次拿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认；站在拉巴特的视角，联合国框架下的争端解决，自此很大程度沦为学术议题。
隔离之墙：走上街头的女性抗争者
本穆萨将这道隔离屏障与中国长城并举，同时清晰点出二者的本质区别：长城由石材筑成，而这道沙墙的构筑原料是沙土与炸药，布满反步兵、反坦克装置。在他看来，这道屏障既违反国际人道法，也违背生态环境准则。但当他道出萨拉威民众赋予它的名字时，他谈论的早已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。
这道墙割裂了无数家庭。亲人隔墙相望，分居东西两侧。“我们称它‘耻辱之墙’，只因它对普通人施加的一切伤害。”
近四十年来，此起彼伏的年度抗议从未推倒这道高墙，本穆萨也从未夸大街头动员的效用。这些持续的抗争，承载着更为隐秘且珍贵的意义。“我想，很多人至今从未知晓这片土地的苦难。”一道长度远超柏林墙的隔离屏障，在北非之外鲜为人知。而外界仅有的零星认知，全部来自墙下民众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发声。
谈及责任归属，他语气平静、态度明晰：根源是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，而修建高墙、实施封锁的占领方，需要承担直接责任。在他看来，破局的关键并非拆墙，而是民族独立——一旦独立实现，拆除这道耻辱之墙，必将是民众最先推进的事务之一。
在被占领的城区，街头示威的主导力量正逐渐转向女性。本穆萨对这一现象的解读，远比外界温情的叙事更为冷峻、真实。
“占领当局的打压重心始终对准男性活动人士。一名男子哪怕仅参与一次示威，就可能面临二十年牢狱之灾。严苛的镇压，彻底锁住了男性的抗争空间。于是女性挺身而出，填补了街头抗争的空白。”
这段表述需要审慎解读，避免片面误读：这并非意味着女性不会遭受打压。她们同样面临拘捕、殴打、长期监视与人身威胁，本文后续案例便是佐证。真正的区别在于镇压的强度与针对性：当局对男性活动人士实施最重的刑期、最系统性的追踪围剿，男性上街抗争的代价往往是终身监禁；而针对女性的手段，多为短期扣押、当众恐吓与持续监控。正因如此，被暴力挤压殆尽的街头公共空间，最终由女性艰难支撑。这绝非特权与保护，只是相对代价更低、却依旧惨烈的持续暴露与牺牲。
同时他澄清，不愿让外界将女性的抗争曲解为“被动补位”。在萨拉威的民族解放运动中，男女参与者从未被区别定义，彼此互补共生、共担责任，女性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早已镌刻在抗争进程之中。“我无法想象，没有女性参与的萨拉威国家建设。”
本穆萨表示，马赫富达·法基尔（Al-Mahfuda Al-Faqir）的遭遇是鲜活例证。她被捕后在警局遭受严厉威胁，获释归家时，发现整栋房屋已被警方层层包围。时至今日，她的居所仍处于常态化监视之下。
被强行拖离的马赫富达·法基尔（Al-Mahfuda Al-Faqir）
被掠夺的资源
这道隔离墙，是摩洛哥实现资源掠夺的核心前提。高墙将核心资源区尽数圈入己方控制范围，彻底切断了萨拉威民众对本土资源的支配权。
布克拉矿区（Bou Craa）坐落于此，隶属于摩洛哥国有磷酸盐公司，坐拥全球规模顶尖的磷酸盐矿藏。矿区电力完全依托清洁能源供给，自2013年起，由西门子承建的风电场持续供电。这套运作模式呈现出一种荒诞的反差：一场依托清洁能源维系的军事占领，持续向外输出本土不可再生战略资源，而资源的真正所有者萨拉威民众，全程无法分得分毫收益。
摩洛哥的资源掠夺计划仍在持续扩张。2024年摩洛哥财政法案显示，划拨用于绿氢项目的公共土地中，高达81%的地块位于被占领的西撒哈拉境内。法国能源巨头ENGIE已与摩洛哥磷酸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，布局可再生能源、绿氨生产与海水淡化项目，部分核心厂址直接选址于被占领土。已有超千公顷荒漠，依托基础设施改造成为可耕农田，被摩洛哥公开招标出让。当被问及风电项目是否符合欧洲法院确立的“当地民众知情同意”原则时，西门子能源以既定合同约束为由予以回应，声称欧盟相关司法判决不适用于私人商业合约、应当恪守契约精神。
欧洲法院的核心判决值得精准复述。2024年10月，欧盟法院裁定，欧盟与摩洛哥签署的贸易、渔业协定，无权适用于西撒哈拉地区，核心依据是当地民众从未对相关合作予以有效同意。判决同时明确区分了“当前定居人口”与“享有法定自决权的萨拉威原住民群体”——后者的绝大多数早已因战乱流离失所。判决出炉三周内，欧盟委员会联合法、西两国，申请法院更正裁决内容，最终被法院正式驳回。
本穆萨熟知这一裁决及其对产品溯源、国际舆论的影响，却一语道破其现实效力的孱弱。
“放眼现实，一切恰恰相反。如今依旧有大量西班牙、美国等外国企业，在未征得萨拉威人民同意的前提下，公然开采我们的本土资源。这也是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国际决议的根本原因。”
欧洲法院划定的人口界定边界，是整场争端的核心枢纽，也完美解释了诺兰剧组“无处问询本土民众”的困境。本穆萨估算，萨拉威原住民如今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5%以下，即便采信欧洲法院统计的四分之一占比，核心逻辑始终未变。自哈桑二世时代起，摩洛哥便将人口迁移作为核心政治工具，持续向争议土地迁入数万本国平民，配套安置住房与生活补给，从人口结构上彻底改写当地民意基础。所谓“征询当地居民意见”，最终得到的只是殖民移民政策刻意塑造出的虚假答案。
本穆萨将同一逻辑延伸至休达边境事件。2021年，西班牙收治萨拉威阵营领导人就医，摩洛哥随即开放边境，放任大量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，以此实施报复与政治勒索，同类事件此后一再重演。他将近期的边境异动，与西班牙拟受理殖民时期萨拉威人国籍申请的政策挂钩，得出极具历史纵深的结论：自“绿色进军”伊始，摩洛哥便始终将平民——无论是本国民众还是他国移民——当作政治博弈工具，先用人口侵占土地、巩固占领，再用人口问题施压、报复异议国家。
十月安理会表决：平衡之下的弃权立场
2025年10月31日，联合国安理会以11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3票弃权的结果，通过第2797号决议。中国、俄罗斯、巴基斯坦投出弃权票，阿尔及利亚未参与表决。决议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（西撒特派团）的授权延期一年，至2026年10月31日，同时将摩洛哥自治方案正式列为谈判基础。决议出炉后，摩洛哥拉巴特官方宣布放假庆祝。
本穆萨逐字研读决议全文，并不认可摩洛哥的片面解读。他指出，任何政治方案都需经冲突双方共同认可方能生效，且本次决议并未取代、而是并行于过往所有确认萨拉威人民自决权的安理会决议。他的质疑直击核心：倘若摩洛哥方案已然是最终解，争端已然落幕，为何专门为组织全民公投设立的西撒特派团，仍需延期一年授权？对于自决权，他立场斩钉截铁：民族自决是普惠的固有人权，绝非美国或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投票剥夺的权利。对于摩洛哥的庆祝，他直言：“这是一场荒诞的庆祝，与我们的诉求、与正义毫无关联。”
西撒特派团自1991年进驻，核心使命是组织一场至今未能落地的全民公投，授权已历经数十次延期。多方资料显示，法国多次在安理会阻拦特派团增设人权监测职能，这也让西撒特派团成为联合国少数不具备人权核查权限的维和机构。正因如此，当地的拘捕、打压、解雇、人身限制等侵权事实，只能依靠CODESA等本土人权组织自行记录、依靠平民手机影像向外传播；也正因如此，萨拉威民众多次要求特派团撤离，认为其早已背离设立初衷，沦为占领秩序的背书工具。
至此，叙事将转向中文读者需要完整知晓的视角——中国在西撒问题上的一贯立场。
本次安理会表决中，中方立场清晰克制，国内媒体亦有公开报道。表决当日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发表解释性发言，坦言决议未能充分平衡兼顾各方合理关切，对此表示遗憾。中方始终支持西撒特派团延期履职，呼吁各方加强协作、保障特派团顺利开展工作。在决议草案磋商阶段，中方与多个安理会成员提出多项建设性修改意见，力求让文本更为公平平衡、全面兼顾各方诉求，遗憾的是相关合理倡议未被充分吸纳。基于此，中方最终投下弃权票，并呼吁决议执笔国美国秉持建设性态度，推动安理会充分协商、凝聚广泛共识。
傅聪在发言中重申，中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：政治解决是化解西撒争端的根本出路，联合国是核心解决渠道，安理会系列决议是重要法理基础，平等对话谈判是唯一正确路径。中方始终期待各方通过平等协商，达成公正、持久、各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，保障西撒哈拉人民在契合《联合国宪章》宗旨与原则的框架下，实现民族自决。
这段发言值得逐句深究。中方既不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主张，也不认可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告的建国实体，始终秉持中立公允立场：以政治谈判为路径，以联合国框架为依托，同时坚守民族自决的核心原则。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，这是最为克制、完整且恪守法理的立场——不选边站队，却绝不回避正义原则。中国官方地图始终将西撒哈拉单独标注，未划入摩洛哥版图，正是这一立场的直观体现。
需要明确的是，弃权并非赞成，亦非反对。这一态度，是支持特派团持续履职、维系争端解决渠道的同时，对决议文本失衡、偏袒一方的明确保留，核心诉求便是“平衡公正”。厘清这一界定，是理解整场争端与各方分歧的关键。
谈及中方的弃权立场，本穆萨没有苛责、亦无客套，只是平静阐述了自己的观察与心声。
“我们与中国秉持诸多共通的原则与理念。帝国主义的本质从未改变，只是在不同国家换了一副面孔，摩洛哥、美国皆是如此。我想对中国读者说：请共同抵制这套肆意践踏国际公约、横行霸道的全球霸权秩序。我们应当彼此声援、相互支撑，坚守各自的正义事业。”
我追问他，倘若不再寄望于联合国机制，那他的希望究竟何在。他回答得毫不犹豫。
“我们的底气，源于事业本身的正义性，源于萨拉威人民永不休止的抵抗。我们不依靠联合国、不依靠他国承认，无论是特朗普政府，还是任何外部势力，都无法定义我们的命运。萨拉威人民，拥有定义自身未来的第一话语权，也拥有坚守到底的最终话语权。”
这是一位常年在被占领土记录暴政、见证苦难的活动人士的真实判断，也是无数萨拉威抗争者的共同心声。三十余年落空的公投承诺，彻底耗尽了民众对现有国际机制的耐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一民间认知与中方官方立场并不重合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机制本身，而在于机制长期未能被公正、平衡地执行。因此破局之道，是推动框架回归公平正轨、兼顾各方合理关切，而非绕开现有国际体系。两种认知的差异，正是这片土地五十年争端最真实的现实缩影。
废墟之上的自建秩序
观察隔离墙与跨国企业，看到的是一套掠夺性的世界秩序；观察难民营与自建学校，看到的是另一套不被大众知晓、却生生不息的抗争秩序。
今年2月，本穆萨曾前往阿尔及利亚廷杜夫难民营。他的描述，彻底打破了大众对“难民营”贫瘠、混乱的固有认知。“如今走进这里，你完全不会觉得这是难民营。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它是全球组织度最高、运转最有序的难民营。但我们始终清醒，这里终究是流亡营地，不是属于萨拉威人的故土与国家。”
1975年流亡初期，营地物资极度匮乏，住房、水源、电力全面短缺，加之地处寸草不生的荒漠，生存条件极为严苛。而如今的一切，都是流离民众徒手搭建、自力更生缔造的成果。建营初期，绝大多数男性投身武装抗争，营地的教育、行政、社区治理与民生运转，尽数落在女性肩上，这一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。营地识字率从建营之初的5%，攀升至九十年代中期的90%。如今，这里拥有八十九所学校与托育机构，在读儿童超四万名，整套教育体系完全由难民自主运营，一千八百余名教育工作者中，女性占比超八成。1998年落成的本土制药实验室，可满足营地5%的用药需求——这个数字，既是绝境中自救的奇迹，也是对占领方封锁打压的无声控诉。
祖内斯与芒迪通过实地田野调查，作出如此评价：廷杜夫难民营的社会建设，是后殖民时代最具启示性的社会实验之一。在阿尔及利亚划拨的荒漠土地上，一群无国籍的游牧者、前殖民地民众，完成了自我重塑，以流亡公民的身份，构建起属于被占领共和国的社会体系。营地推行免费义务男女同校的小学教育，开设双语成人扫盲班，并配套托儿服务，保障家长能够安心参与学习。西班牙语自小学起便作为第二语言普及教学，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从建营之初就确立的身份传承政策。
两位学者的研究，还提供了一层极易被忽略的关键视角，颠覆了大众对这场争端的固有认知：磷酸盐、渔业、油气资源，从来都不是冲突的核心症结。倘若争端仅关乎资源分配，各方早已达成交易、实现和解。资源掠夺与跨国共谋固然真实存在，但冲突无解的深层根源，是两套完全互斥的民族身份认同，这是任何利益分配方案都无法调和的矛盾。谈及抗争的核心依托，本穆萨的答案，从来不是矿产与资源。
这套自救体系的建成，并非全然依靠自身力量。外界的善意援助与国际团结，从不只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落地生根、有据可查的具体支撑。
完成中学学业、有志深造的萨拉威青年，大多前往古巴、委内瑞拉的高校求学。本穆萨身边，便有大量正在古巴就读的青年学子。数十年来，约三千名萨拉威青年赴古巴接受高等教育，学费、食宿、医疗全部由古巴政府全额承担，教学资源、课程体系与古巴本土学生完全一致。古巴还在青年营地设立古萨友谊学校，深耕基础教育帮扶。医疗领域的援助尤为关键：营地内一所由萨拉威与古巴教师共同执教的护理学校，已培养近两百名专业助产士。换言之，流亡世代的萨拉威新生儿，皆是在这套跨国帮扶体系的守护下降生、成长。
委内瑞拉出资在营地援建一所西蒙·玻利瓦尔中学，首批招生数百人，推行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双语教学。这所学校的存在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：建校之前，营地仅设有小学，青少年升学必须远赴阿尔及利亚本土，途中会彻底丢掉西班牙语能力。西班牙语作为殖民时期遗留的语言，被萨拉威人刻意保留，成为抵御摩洛哥化、阿拉伯化、维系民族身份的核心锚点。一所由拉美国家出资、坐落于北非荒漠难民营、只为守护非洲民族语言身份的学校，无关情怀与姿态，而是一个民族绝境存续的核心基础设施，援助国全程不谋求任何物质回报。
但这套近乎完美的自救秩序，也暗藏着难以规避的困境，消解了单向的赞歌式叙事。近二十年来，女性在营地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。复员士兵回归社区，逐步挤占了原本由女性主导的社会、政治空间；营地经济逐步复苏后，传统聘礼习俗回归，十一岁少女开始被要求穿戴传统米尔哈法罩袍。祖内斯与芒迪的调查显示，这种落差在海外留学归来的女性群体中最为强烈，尤其是古巴归国学子，她们接受了现代教育、拥有独立视野，却难以适应营地悄然倒退的社会氛围。那些缔造了高识字率、搭建起完整教育体系的学校，培育出了觉醒的新一代女性，也让她们不得不直面故土变迁带来的割裂与失落。
两套国际秩序，在此形成刺眼对照。一套秩序，源源不断向西撒哈拉外部输送磷酸盐、渔产、风电电力、农田资源与影视取景地，在未获得本土民众同意的前提下，制造合法交易的虚假文书，再由欧洲诸国政府在法庭上为之辩护、站台。另一套秩序，向内输送师资、学位、医疗人才、校舍与课程体系，不求任何资源回报、不谋任何地缘利益。二者皆为国际协作的体现，却只有后者配得上“国际团结”之名。
这也解答了全文贯穿的核心疑问：为何在最恶劣的荒漠环境、长期封锁打压之下，无国籍、无故土的萨拉威难民能缔造90%的超高识字率，而被占领土的本土经济，却完全由定居者掌控、为占领者服务。难民营从来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收容地，而是一套完整运转的流亡国家机器，由民众自建、自我治理，依托全球南方国家的善意支撑存续。这也是非洲联盟、四十七个主权国家，愿意承认其流亡政府合法地位的核心原因。
五十年前，三毛踏足这片沙漠，曾写下一段冷静的观察：她眼中的萨拉威人浪漫而坚韧，但七万人口的弱小民族，终究守不住自己的边界；贸然追求独立，只会迎来更多文盲、贫困，甚至对阿尔及利亚的依附，处境或许会比当下更糟。这段文字并非刻薄评判，只是一位热爱这片土地、却看不到抗争出路的观察者，最朴素的现实主义预判。
彼时，一位萨拉威人如此回应：我们只求尽力而为，成败得失早已不在考量之中。
半个世纪倏忽而过。他们没有迎来胜利，却从未选择妥协、从未停下抗争的脚步。高墙、雷区、定居点、国际弃权票，所有试图抹去这个民族、消解这场争端的力量，最终都未能如愿。诺兰的电影终将收割票房、淡出公众视野，达赫拉城外的沙丘，也会如摩洛哥官方所愿，继续承接下一个国际剧组的取景拍摄。但在隔离墙东侧，撒哈拉的牧人依旧赶着牲畜，行走在自己出生前就已布满地雷的故土之上。
达赫拉取景争议引出的终极命题，从来无关一位导演、一部电影。它真正叩问的是：五十年来，全世界都能轻易找到可以“同意”占领、交易、取景的代言人，唯独萨拉威本民族的声音，被彻底隔绝、无人倾听。这就是这场持续半世纪的殖民遗留争端最残酷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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